与一年多以前的情况不同，如今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和前景充满了期待，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局势向好发展，在接到罗申同志的报告之后，莫斯科中央迅速做出决策，确定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革命援助的总体路线，在进入八月份之后，除了武器装备、食品等物资性援助之外，莫斯科还向中国友党提供了五万美元的资金援助。 五万美元这个数额看上去并不多，但必须考虑当前的时代环境以及联盟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资金的援助预示着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预示着联盟在远东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总体来看，如今的联盟已经放弃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切幻想，力争与美国合作的奢望，也被彻底丢进了阴沟里，而这种外交态度的变化，引导着联盟各项对外政策的转变，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待东欧各国的态度上，过去那种较为包容的，不要求东欧各国采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政策，转变为更加激进的政策，莫斯科开始要求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采取对策，将那些左翼政治派别合并，或是排除出政府领导核心，并迅速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改革。 必须认清的一点是，苏南关系的破裂，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它属于联盟对外政策调整中所产生的副作用。若是从这方面考虑，单纯说联盟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显然是有些过头了。 办公室内，维克托手中的那支香烟在即将燃尽的时候，桌上的一部电话适时的响了起来。 挥手扇走面前聚而不散的淡蓝色烟雾，维克托略一分辨，这才伸手将那部红色的电话拿了过来。 电话是从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打过来的，但打电话的人却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而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这位大秘同志在电话中通知维克托，让他立刻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里参加会议。 放下电话的时候，维克托紧紧抿起嘴唇，他看了一眼放在桌角处的那份台历，那上面显示今天是本周的星期三，而按照惯例，每周的今天下午，都是组织局的同志们开会的日子。 在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的中央组织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有些机构的职能和地位，与苏俄又存在一定的不同，比如说中央组织局就是这样的。 在国内的中央组织机构中，组织局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局的执行机构，换句话说，组织局其实是政治局的下属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负责政治局有关组织方面的一系列工作。但是在联盟的中央组织机构中，组织局在名义上与政治局是并列的机构。按照联共布在一九一九年所确立的组织原则，政治局、组织局以及书记处是地位平等的三个机构，直到联共八大的时候，组织原则的确立上，仍旧规定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以及书记处构成，但在确立三个机构权责的时候，却又明确规定，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及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 换句话说，经过八大的明确解释，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三大机构政治局、组织局以及书记处，实际上是存在上下级关系的，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地位，要明显高于书记处，毕竟书记处的第一书记还必须是组织局的委员。 至于说政治局和组织局之间的真实地位，可以从联盟前后两任的国家领导人任职情况来确立，曾经的列宁同志一直都是政治局成员，但却不是组织局成员，而斯大林同志虽然既是政治局成员，又是组织局成员，但其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曾经明确表过态：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之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 从这方面看，政治局的实际地位，也是高于组织局的。如此一来，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三大机构，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局地位最高，组织局其次，而书记处排名最靠后的基本格局。 但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联盟的组织局在地位上稍低于政治局，但其所掌握的权力，依旧不是国内组织结构中的组织局所能够比拟的，毕竟国内的组织局是政治局下属的执行机构，这也就意味着，组织局的作用，只是执行政治局所做出的组织决策，而其本身在组织决策方面并不具备相应的权限。 而在联盟内部呢，中央委员会的三大机构中，组织局只是地位低于政治局，但它却并不是隶属于政治局的执行机构，这就意味着在组织工作问题上，组织局本身是具备一定决策权力的，只是其决策不能与政治局的决策相违背。 当前，政治局中的在任委员及候补委员，有斯大林同志、日丹诺夫（病中）、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柯西金、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等人。 而组织局中的组织委员，就要多一部分了，但其中除了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安德烈耶夫以及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