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饱，甚至比一人吃一斤红薯要来得更顶饱呢——也不像是吃红薯干一样费牙，所以，即便是不卖钱，只是自家留着吃，他们饶些柴火钱也是愿意把红薯做成粉干的，无非是缺柴火缺劳力的地方，只到做成淀粉这一步罢了。
现在能卖到十文钱一斤，他们就更情愿了：这红薯是贱得很的东西，如果完全能跟着田师傅说的去施肥，花费了心思去照顾，一亩地随便也是两三千斤，就按一顿一人一斤来说，一家六口人也够吃一年多的时间了，还有余呢！
要说去卖吧，红薯便宜，卖不上价格，又沉重得很，运到州县，路费都比本身的价钱贵了，还没人要买——城郊农户自己种个几分地，整县城人都够吃了。要说都放在那里么，窖藏又是极大的问题，每年夏季湿热，沤烂了可惜，要说拿去喂猪吧，也不是不行，但终究觉得罪过，这也就是两年前，买活军入湘西了，州县都投买了，村子里热热闹闹地动乱了一阵子之后，田师傅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大家种红薯，打那之后大家才能吃得饱饭，这之前，能裹腹的那都是好东西，别说红薯了，就连红薯皮都是有人要吃的，拿这样的东西去喂猪——莫说那些吃惯苦的老人要念佛抹眼泪，说自家里饿死的亲眷，就是壮年人也觉得实在是罪过可惜了，佛祖是要降罪的。
下力做成红薯粉干，那就是比较起来最好的选择了，无非就是辛苦一点，这个人人都能接受得了，农家人就是力气不值钱，况且，他们这种的是夏红薯，赶在霜降前和稻子采收，这时候是农闲的，因为这几年天气冷，也谈不上种双季稻，霜降收了红薯之后，晾晒半个月，去了水汽。差不多这时候也是把稻子的事情忙完了，再把豆子种下去，或者种苜蓿这些绿肥，一般来讲，这种过冬的作物是不怎么去照料，也不指望收成的，主要是靠它来肥地，歇息个几天，大家就都来忙着做红薯粉。这样家家户户都做个千把斤红薯粉干出来，算是卖一半吃一半吧，还要交一些做赋税的，这样大概卖个六百斤，那也就是六两银子，赶得上城里人几个月的收入了。
对庄户人家来说，一年看得到现钱的时候很少，之前买活军的高产稻进来之前，算下来一年能见到一两现钱都是多的了，而一切的开销都要从这一两里来出，可见是多么的局促。红薯粉这么一门营生，就让他们的年收入一下来到了从前的六倍，这样的日子怎么能不好过呢？
这些农户也不知道州县外头过的是什么日子，其实也压根不感兴趣，他们连南湖道的首府在哪里都不知道呢！对他们来说，村子乃至附近的州县，这就已经是全部的世界了，要让他们突然间仓促地在农闲时分离开自己的村子去远处做工，这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事情，莫说女子出去，就是男子，也觉得不可想象。
在生活的地域上，他们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改变，就是在十几里地间进行搬迁，比如说深山中一些为了逃税而形成的村落，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耕地，只是苟延残喘，现在被挪出来了，买活军把地主原本只是粗放耕种的田地分给了他们。这对深山的流民来说，就已经是天大的，可喜的变化了。至于说到县城去，在县城里新开的厂子做工，那更是被视为前所未有的创举，凡是有勇气去做工的村民，亲眷在村里都被高看一眼，倘若有什么孩子因为读书好，被田师傅和教书先生推举去县里，那更不必说了，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大家都会偷偷地去他的祖坟那里看看，是不是在冒青烟呢！
不过，虽然把地域搬迁看得很重，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却是很彻底的，这些百姓很快就都剃了头，按照田师傅和教书先生的叮嘱，虔诚地遵循圣训，更换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注重卫生、尽量洗澡，按要求种地，没事就去读书，到村口来听报纸……虽然听报纸常常沦为东家长西家短的开大会，大家对于报纸上非笑话的内容丝毫也不关注，有一种能混则混的感觉，但是，该听话的时候他们倒也不打折扣，尤其是种地上，指哪打哪丝毫不打折扣，因为第一年田师傅来的时候，就有了很惨烈的对比，凡是能听田师傅的话去种田的，收成都不差，按老经验来给新稻种施肥的人家，一亩地就硬是少收成了上百斤谷子呢。
至于红薯，从来没种过的东西，只能是按照田师傅的指点来的，‘越听话日子越好过’，这简单的道理，可能是在过去的几年间成功烙印进众人脑子里唯一的共同认识，而仅仅只是这样的改变，就足以让他们觉得‘谢皇帝’要显著地好过‘未皇帝’了，因为以前在未皇帝坐江山的时候，听话也未必会有好日子过，只能保证你不会当即就死罢了，而且有时候即便是听话了也还是要死，而且死得也很快，似乎和不听话也没有什么差别，还不如不听话了闹将起来，至少死了个爽快。
但凡是在未皇帝治下能活下来的人家，都是很唯利是图的，只要有好处，他们可以比任何人都听话，不管明不明白这些举措的意义，反正他们只有服从，尤其是在立刻可以看到好处的事情上，村里人的合作度是最高的，譬如说耕种陌生作物，第一年，九成以上的农民都非常的好学服从，到第一年，对比一出来，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九成九，剩下那唯独零点一成不服从、爱偷懒的农户，莫说村长针对，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