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数月，大宋天下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旦过后，健康已大不如前的司马光自知时不我待，一面将自己的亲信党羽提拔入台，一面又联合了吕公著、范纯仁等人上疏请求全面废除新法，力争在自己寿终之前将朝廷的政务恢复到变法之前。
经过朝堂上的唇枪舌战，保甲、保马二法率先被废。接着，又轮到了市易法与方田均税法。
与保甲、保马二法不同，市易法平抑物价，限制奸商囤积居奇；方田均税法括隐出大量田地，增加了朝廷税赋收入，乃是善法。然而这两项新法皆有损富商与士人的利益，因而自颁布以来屡遭攻击。苏轼不愿见这两项善政也被废除，便漏夜前去拜会司马光。
苏轼来到相府时，司马光正在书房会见御史中丞刘挚。而在司马光的案头则摆了一份新近汴京城内大为流行的新事物——报纸。苏轼见状，眼皮轻轻跳了跳，忍住了没有吭声。
一个月前，在与慕容复的一席长谈后，这名为《汴京时报》的新事物就很快出现在汴京的街头巷尾。这份《汴京时报》以油墨印制，共有正反二十个版面，每十日发行一份，每份售价八个铜板，可谓是物美价廉。而其所勘录的内容既有文人雅士撰写的文章、诗赋，又有对各曲艺大家的评价点评，还有汴京城内各色新奇吃食玩物的介绍。由于内容包罗万象，这《汴京时报》很快便风靡汴京，又逐渐向周边扩散。
司马光吃过传单的亏，对这报纸一物的出现自然更加敏感些，是以很快便命家中老仆上街去买了一份带回来给他细细审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低声读过《汴京时报》每一期印在报头的这幅楹联，司马光不由轻声感叹。“办这报纸之人所谋者大啊！”
报纸的出现，实乃跨时代的产物，但摆在司马光的面前，却又是明珠暗投。虽说仁宗时期毕昇便已发明活字印刷术，然而由于胶泥活字容易损坏，印刷所用印墨质量不佳，印出来的字迹并不清晰，是以当时印刷书册主要仍是使用雕版。但雕版印刷制版缓慢，并且刻版容易磨损，使得成本增加，这也是为何书册售价居高不下的原因。
而慕容复所办的《汴京时报》一共只有一张纸，正反两面皆有印刷，却并未有墨透字背的情况出现。并且《汴京时报》每十日就要新出一份，创刊号首印三千份。直至引起司马光的注意，这报纸每份印量已达一万份。在这样巨大的工作量面前，使用雕版印刷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慕容复办这报纸实际是用了铅块活字，并且调制了油墨进行印刷。而为了保证质量，慕容复甚至还命人改进制纸工艺，并由此为自己名下产业多添了一个利润增长点。
陪坐一旁的刘挚宽慰他道：“这报纸学生也买过几期，除了一些文人约稿，大都写的是风花雪月，相公不必过于忧心。况且，前些日子相公主持废除保甲、保马二法，这报纸还曾为相公鼓吹，这是好事啊！”
司马光闻言却只微微摇头，并不多言。纵使司马光对经济技术之道一窍不通，他也清楚知道宋时印制贩卖书册并无期刊发行号的说法，只要不是诲淫诲盗的书册，印了便印了，哪怕官至宰相也不能随意禁止。如今这报纸看似风花雪月全无威胁，可一旦它将矛头指向自己，它的能量怕是将大于传单。
刘挚见司马光愁眉不展，便又道：“相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不如寻个由头，将它禁了也就是了。”
苏轼见司马光面露思索，显然颇为意动，急忙道：“刘中丞慎言！相公返朝便上疏官家广开言路，如今无端禁了报纸，岂非自打耳光？”
司马光眉头一紧又一松，谢道：“多亏子瞻提醒！”
苏轼不敢居功，急忙欠身又道：“下官此来乃是为了废除方田均税法一事。这方田均税法括隐出大量无主田地，增加朝廷赋税，实乃善政啊……”
哪知苏轼话未说完，司马光便已不耐烦地道：“废除新法事关社稷，吾意已决，你不必多言！”说罢，竟扔下苏轼自顾自离开了书房。苏轼这倒霉鬼是司马光一手从火坑里捞上来的，给了他翰林学士的头衔，让他去主持礼部贡举招揽自己的亲信。想不到，他才刚回来，就想着反对自己。苏轼这般不知恩没眼色，司马光不禁大为不满。
苏轼在司马光家讨了个没趣，回到自己家后，直至深夜才将这件事说给妻子听，又长吁短叹：“司马牛！司马牛！”又道，“明日上朝，吾自当据理力争，不可令君实铸下大错！”
王闰之听了却是心生忧虑。当年神宗皇帝主持变法，苏轼就极力反对，不容于新党。如今旧党当政，苏轼又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显然又将不容于旧党。如此一来，只怕苏轼在朝堂上的路都要被自己走绝了。王闰之自知劝不了丈夫，便起身去寻慕容复。
慕容复听了苏轼在司马光家的遭遇后也只是沉默，隔了许久，他方叹息着道：“若非司马相公，老师如今还在汝州吃沙子。明日朝堂上，老师若与司马相公相争，世人绝不会夸赞老师仗义执言，反而会骂老师忘恩负义。”
苏轼闻言立时一惊，当下叫道：“我虽受君实恩惠，却不是卖给了他。怎么连实话也不能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