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盗墓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一起由头是——救荒。这件事情，发生于ah省寿县境内。
有历史的地方肯定有宝，寿县就是这样；而有宝的地方，盗墓贼肯定就多，寿县也是这样。
民国年间，ah寿县一带发生了不少盗墓活动，除了本书说到的张子清、朱旭初、庞子安盗墓外，影响最大的还有这次的“救荒盗墓”以及抗战开始的“李品仙盗墓”。
还有……
救荒盗墓的发起者名义上是乡绅之流，实则是当时的县长唐明友、县警署署长陈布林，以及他们的幕后“保护伞”古沛然。
就像张子清盗墓一样，都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只不过这次的名头看似冠冕堂皇些罢了！
在寿县，最让民国盗墓贼感兴趣的，是境内分布广泛的楚文化遗址。
楚人东徙，楚国最后一个都城便在寿县境内。楚王及其王室成员死后，均葬于寿春的东南远郊。
这里东至大古堆集，西至瓦埠湖，南至庄墓桥，北至赖山集，在其百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古冢比较集中，是楚王及贵族墓葬区。
而着名的“李三古堆”就在其中。
除了有名的李三古堆，附近还有“赵家古堆”、“斗笠古堆”，另有几个较大的古堆已陷入瓦埠湖中，一些中、小土冢大多已经夷为耕地……
此即《越绝书》（卷二）所谓，“寿春东凫陵亢者，古诸侯王所葬也。”
古沛然、唐明友熟读古史，是深知他们祖上冒青烟，在这么一个地方做了官，这是上天的眷顾，不盗白不盗，不得白不得。
但是民国虽然懦弱，却也懂得敬祖慕宗，对于祖国的千年文明，也制定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所以古沛然之流，于不敢明目张胆之际，巧使暗计，巧立名目，以蔽天下人耳目。
寿县朱家集镇（今划属长丰县杨公镇）境内的李三古堆，当地人俗称“离散古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报道中多称“李三孤堆”。
在李三古堆东北约5公里处有一个“大古堆”，其封土比原来的李三古堆还要高大；而在李三古堆西北约5公里有一个“小古堆”。
李三古堆——大古堆——小古堆，这三座墓分别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等腰三角形的三个角上。
这是楚人的一种葬俗，还是无意中形成的“葬三角”1，目前考古、民俗专家仍未揭开其中谜团。
李三夫妇被不明身份的人救走后，唐明友、陈布林开初以为是卧龙山“一只虎”彭一虎所为，理由是查李三为彭一虎的连襟，倪玉霞系“包打一面”倪海霞的亲妹妹。
所以有派保安团一个营进剿卧龙山之事。
可是那次却被彭一虎们成功突围。不仅成功突围，还用机枪射杀了保安团十几名官兵，缴去一挺机枪和十几支长枪及弹药。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这令唐明友和陈布林们不敢小觑彭一虎。
为了免除后患，唐明友将彭一虎的情况上报行署，请求派国军史保国团进寿主剿，以安地方。
上峰予以批准。史团开进寿县。可是彭一虎得知消息遁逃，下落不明。
其时，柯岩的先遣队仍在寿县境内追查张子清盗墓案。唐明友与陈布林得知李三夫妇并没落入柯岩的手中，方才放下了心。
柯岩以在李三古堆盗挖现场找到洛阳铲，而这批洛阳铲乃警方收缴考古队之物为名，进县衙找到唐明友，质问唐是否知道张子清盗墓？唐明友坚称此乃张子清个人行为，与县府无关，云云。
因而，柯岩等人再次无功而返，回了南京。
从此，唐明友、陈布林等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在继续打李三古堆的主意。
时值ah境内灾荒连连，先是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寿县一带灾情尤重；继而又发生旱灾，大量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百姓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有灾荒就有救荒，然政府正在打内战，而救荒的范围又大，于是乎，有人就想到了盗墓。
据说当时提出盗墓救荒者，乃
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朱文新及保长汪三荃，他们找到当时的朱家集镇镇长刘耀文。
朱、汪说李三古堆决不是一个寻常的古堆，既然有人能盗挖出三百多件古物，其中必定还有埋藏，主张将那古堆继续开挖。
民国文物市场当时已兴起，“古董值钱”大家都知道。如果挖出古物卖得了钱，不就可以作为“救灾”之用吗？
“救灾”怎么会想起挖李三古堆？
朱、汪明析原委：当地农民在兴修水利、犁田耙地时每每就会发现古物，不时有零星古物出现。
最大的一次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当地农民在古堆附近农田犁田耙地时，发现不少鼎、壶、簋、镐等青铜器，还有带钩、镜、车马饰具等。
这些古物被古董商收走后，获利甚丰。
刘耀文正苦于无救荒良策，听了朱、汪二人的建议，觉得不妨试试。但他作不了主，于是将此建议上报县署。
县署鉴于当前救荒形势严峻，也觉得利用先人之物以解百姓之苦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但却为民国法律之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