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这间密室不仅收藏古董，有时候也会与一些人进行私密级别比较高的对话，比如刚从日本回来的姚宏业。
李谕现在是三井的隐形大股东，把从三井财阀赚到的钱通过三井旗下的第一国立银行先经由大卫·别克的手转入美国和英国的部分银行，然后再悄无声息转回国内。
美国这只“白手套”不用白不用。这一番周折会多损耗三四个点的手续费，为了安全只能如此。
姚宏业拿出几张单子，对李谕说：“先生，张作霖控制了东北的大豆收购。”
这是个很重要的信号，所以姚宏业才会专门来向李谕汇报，但李谕其实并不十分惊讶，问道：“满铁和三井什么态度？”
姚宏业说：“三井财团的高层异常愤怒，他们想游说日本陆军部、黑龙会威胁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
李谕冷哼道：“果不其然。”
咱们说过，三井财团虽然在二战时期名气不如造了大量军用武器的三菱出名，但在侵华日军的后勤物资方面，三井可是握着大头。
后勤能力直接影响前线作战，向来极其重要，古时候的开国第一功臣如汉朝的萧何、明朝的李善长都是搞后勤的，属于虽然不如前线大将风光，但实际作用很大的位置。只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往往也是潇洒的前线大将，如韩信、徐达、常遇春，对后勤反而不太重视。
就连诸葛孔明，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打仗能手，其实人家更像后勤专家，打仗反而是最后的。
三井在中国的大本营就是东北。这几年三井通过大豆种植和一些买办阶层已深入东北的各个角落，他们以中国人的名义收购东北优质粮食，再转卖给日本军部，赚取差价。
但张作霖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局面，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也盯上了大豆这块肥肉，于是他决定不再和日本人合作，自己垄断东北的大豆收购权。
三井高层自然相当生气，大豆的利润倒是其次，三井真正在乎的是大豆的纽带作用。
东北的资源虽然丰富，但目前可供贸易的产品不多，大豆是最保值的硬通货。通过大豆，三井可以在东北建立贸易网络，如果大豆断供，那东北分店可能就会倒闭，三井也会因此失去这个东亚最具潜力的市场。
所以三井才会与张作霖结下无法化解的梁子。
姚宏业问：“需要告诉张作霖吗？”
“不用，他听不进去，”李谕说，“还是按照我们的既定谋划，暗中做事。”
“我明白了，”姚宏业顿了顿，又说，“而且实际上我讨厌日本人，也不喜欢张作霖。”
李谕拍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你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每天面对的没有几个好人，但有些事必须做，一定坚持下去。”
姚宏业抖擞精神：“先生放心！”
日本人当然最讨厌，而姚宏业也绝对不会喜欢张作霖。
李谕还在欧美的时候，京城掀起了一阵白色恐怖。
张作霖进京后，竟杀了着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举国震惊。
民国初年的新闻业本来还算自由，就算查封报馆，也很少说仅仅因为人家骂了几句就杀人的。
当年戴季陶在报纸上发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一句话四个“杀”字，直指当时的总统袁世凯，老袁都没找他的麻烦。
而第一代军阀落幕后，第二代军阀明显就控制不住权力欲了。
《京报》社长邵飘萍的死，只是因为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叛乱的郭松龄。邵飘萍把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头像并排放在报纸上，张作霖照片下大书“贼头目张作霖”，郭松龄的照片下则题“东三省救主郭松龄”。
张作霖大为生气，奉军进城后，立马要弄死邵飘萍。
邵飘萍本来已躲入东交民巷避难，但奉军派出特务疏通了邵飘萍的好友，谎称奉军谅解了邵飘萍，他才离开东交民巷，刚一到家，就被等候的特务抓获。
有人去找张学良求情，少帅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邵飘萍死后仅三个月，同样在北京天桥刑场，《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惨遭毒手。
百日之间，两名报人凄惨被杀，时人称之“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是因为写了一篇文章骂张宗昌的属下潘复，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gaowan”。
潘复气得七窍生烟，要林白水登报道歉并请罪，林白水则说“言论自由，不应以暴力干涉”。然后潘复就到张宗昌那里，诬告林白水是赤色人物。
第二天，林白水便被军阀拉去刑场处决。
荒唐，何等的荒唐！
两人都只是写了篇文章罢了，而且整个被杀的过程连一点像样的审判都没有，真是想杀就杀！毫无共和、民主的一点理念。
整个民国时期，互相谩骂的事多了去，要这样，怕是所有人都要掉头。
此前北洋政府一贯标榜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