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这番话把高务实说得一时语塞，好半晌都答不出话来。
高务实的确是个有原则的人，但有原则不代表顽固不化，更不代表偏执到不接受现实。他知道刘馨这番话虽然只是一种推论，但这推论是有道理的。如果真这样发展，最后的结果不说完全一致，至少也是大差不差。
这个推论里面最让高务实担忧的，就是如果真有一天自己的子孙北上讨伐大明，他们可能掀起的乱局一定远比现在自己就造反来得大。这也就意味着杀戮必然更甚，给中华民族造成更大的损失。
道理很简单，他高务实就算哪天真的造反了，由于他本身极不乐见中华大地兵连祸结，所以一定会想方设法用最温和但也最快速的方法完成鼎革，而这正是最大程度降低内战损失的办法。
然而，如果这一切不是由他高务实来完成呢？就如同刘馨假设的那样，这件事最终由他的某代孙辈来完成，他们会有高务实这种对同胞的关切吗？
显然不会，因为届时已经成为南疆统治家族的他们，应该是生在南疆、长在南疆的，其对于“中原”的向往只是由书中传递的知识带来。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原最迫切的想法，只有可能是凭借手中掌握的力量强行夺取——夺回祖宗之地。
于是，战争恐将不可避免。
在这一刻，高务实忽然觉得有些可悲。儿孙们将会做什么，有时候祖制并不一定能限制，正如朱元章定下的很多祖制实际上早已被破坏一样。
当儿孙们面临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又发现只要打破祖制便可以解决之时，往往便会有很多人强烈推动他们来打破这些祖制的禁锢。
说起来，他高务实这些年一直鼓吹的“奉祖意而非遵祖制”，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归根结底，关键还是要看遵祖制划算，还是废祖制划算。毕竟，一切的根源在于利益。
至于刘馨刚才那个假设，说如果自己将来以祖制之名交代下去，规定南疆的制度就是工农商学兵并重不偏，则可以改变大明朝这样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只能说，刘馨在政治问题上进步很快，但依旧还有进步的空间。
高务实很清楚，光凭一句祖制是无法达到这一效果的，但这样的目的如果通过更巧妙的办法倒的确可能做到。
怎么做呢？简而言之，就是得把工、农、商、学、兵几个阶层都培养出一个利益集团，同时又在朝廷或者说政府层面给他们一个所有人都能坐下来讨论的平台，高家子孙充当裁判和最后的决断者，尽量在几大阶层的矛盾之中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各利益集团的互相妥协。
这并非梦中呓语，而是具备可行性的。
可能有人会说，这几方说是几大阶层，但其实人数相差很大，手中的力量也不对等，其中一些还可能很难找出具备代表性的人物参与上层政治，如何能坐下来谈？
其实不然。后世就有比较成熟的办法可以参考，比如“工”就可以搞一个全国工业协会，“农”可以搞全国农业协会，“商”可以搞全国商业协会，“学”可以搞全国学校协会，“兵”可以……呃，“兵”比较特殊，就不能搞协会了，这支力量得由高家直接掌握。
搞出各个阶层的全国协会，再搞一套制度让他们在其内部进行推选或者票选，最终选出一批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参与上面所说的平台，这不就成了吗？至于这些全国协会一任几年之类，那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了，综合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定就行。
接下来是力量大小问题，一般来看肯定是“兵”最具备威胁性，毕竟谁都扛不住它的暴走。再加上它是必须由高家直接掌握的基本盘，所以它的基本利益肯定能得到保障。
“兵”就是军队，军队的利益能够得到基本保障，那就意味着国家统治的暴力基础不会动摇，至少不会出现原历史上明末那种情况。
明末原本是什么情况？只说军队这一块：各地军队先是大幅度减薪，然后大范围欠饷，并且不是欠一点点，是大规模、长期化的欠饷。
举个例子，由于起始于万历四十六年的辽饷加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而天启七年魏太监贪墨军饷造成的欠饷百万更是无法弥补。因此到了崇祯时，这位圣君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采取了两个办法：一，裁减普通士兵的军饷；二，向平民百姓加派。
崇祯朝的加派，主要是辽饷加派和追加剿饷、练饷。这里因为篇幅有限，暂且略过。重点说下崇祯如何将百万朱明皇族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给普通士兵。自崇祯元年起，崇祯就下旨裁减各边军军饷。
比如：东江饷定额由100万两裁成24万两，引发毛文龙两犯登来；蓟、密、永三协裁汰新军，引发崇祯二年三月蓟军哗变，这是崇祯上台后第二次蓟州兵变；关宁锦登津岁费由600余万裁减为480万，这一处由于袁崇焕处置得当，加上辽东军的军饷基本盘比较大，没有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万幸。
只以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