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之所以诧异，主要是因为此前高务实确实未曾决断其在关原之战后的立场，他一直以来所打定的主意，不过是确保东西军之间的那场关原之战必须打起来，而他和京华的具体立场，则要看关原之战打完之后的局面再做决定。
虽然高务实当时也没有就这个“再做决定”详细说明，但刘馨做了他这么一段时间的机要秘书之后，对高务实的了解程度显然加深了不少。她曾站在高务实的立场上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得出了几种推测。
所谓“视情况而论”，既然是看一场战争的结果，那无非只有三种局面：东胜西负、西胜东负、战平罢手。
当然，如果非要再说细致一些，那么还可以各分小胜、大胜、惨胜、完胜等等，甚至连战平罢手也可以有不同情况，诸如双方烈战兵疲而至终战、粮草告罄不得不各自撤兵等等，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很多了。
刘馨原本对关原之战这段历史几乎毫无印象，她对此战的了解实际上是这段时间以来听高务实说起的。好在高务实昔年不仅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游戏迷，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政史还是军史战史，都还挺熟悉的，因此讲得也颇细。
按照他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刘馨觉得他有一个观点挺有道理的，那就是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的取胜本身谈不上“理所当然”，那场仗的变数其实非常多。
很多人说小早川秀秋的临阵倒戈是关原之战最大的胜负手，这话或许没错，但实际上关原之战并非一次孤立战役，那是狭义上的说法。其实广义上的关原之战应该是由一连串的战役、阴谋与反阴谋计划交织而成的一场系列战争。
在这个系列战争之中，有很多事情其实都很偶然，甚至其中还有些称得上离谱，如果“再来一次”，恐怕没有人能保证它还会与原历史上一模一样的发展和告终。
比如说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直江兼续的《直江状》若不是如原历史上那样，逐条批驳德川家康对上杉景胜之指责，甚至皮里阳秋嘲讽家康的话，家康是否还有理由号召讨伐同为五大老之一的上杉景胜？
如果没有这个号召，那么后来那一群实际上是丰臣秀吉家臣的所谓“武断派大名”怎么会大批跑去关东那边？
而且这批人原本也未见得就是放弃丰臣而效忠德川了，甚至他们之中还有一些根本不看好家康，他们愿意服从家康调遣的最主要理由说起来简直可笑：
什么？对面是石田三成？八嘎，那我先跟内府混了。
这个内府，是因为当时家康在日本朝廷的正式职务是内大臣，依中国唐时习俗而称内府。顺便提一嘴，日本文武官职大多数都是从唐朝照搬而去的，只是名称上有些变化，但即便日本公卿大名内部俗称，也可以直接用唐名来说那些职务，没有不懂的。
而且这个“唐名”还不只是习俗，甚至称得上是律法规定的雅称。“唐名”本身就是日本律令制下的一些与唐朝直接相应的官职名、部门名。
公元八世纪前期，《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颁布，整备二官八省以下职制，制定百官的职名，以唐式职名作为部署名的一种雅称。
当时，沉醉唐风文化的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掌握政权，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日本将所有官职强行改为唐名——如仲麻吕自行新设的紫微中台，就相等于皇太后宫职，称为紫微令。
天平宝字八年仲麻吕失势后虽回复旧称，但之后仍被用作于官职的别名及雅称。奈良时代后半至平安时代由于出现各种的令外官，于是唐名再被使用。
文臣如左大臣、右大臣对应唐朝的左右仆射，大纳言对应门下侍中，中纳言对应门下侍郎或黄门侍郎，式部卿则对应吏部尚书，弹正对应御史等等。武将如左右卫门督对应唐朝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好比日本的左兵卫督，唐名叫做武卫大将军，这是著名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他们织田家早前的主家、曾经的三管领斯波家家主世代担任的官职。
斯波家原先地位极为特殊，镰仓幕府末期与足利将军家同格，后来才降为臣籍，担任幕府执事，该职务也是“管领”的前身，一直是三管领的笔头。
除了斯波家家主外，室町时代再没人担任过左兵卫督这个职务。所以在此时代的日本，一说到武卫家、武卫公，那肯定就是指斯波家和斯波家的家主，天下间别无分号。
斯波家的人，苗字就是斯波，但如果现在有个通字为甲、偏讳为乙的斯波家之人站在你面前，你称呼他为“武卫甲乙”，他肯定知道你是在喊他。
不仅是这些人，甚至连幕府将军们也不能例外。他们除了征夷大将军这个本来是临时职务的特殊职务之外，也有律令制内的职务。
在整个室町幕府时期，只有作为武家栋梁的足利家将军能够获得左右近卫大将之职，而这两个职务等同于唐朝的左右羽林大将军。
唐名在日本的流传之广、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