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连续得了两路通知，都是来告知他宫里出的这档子意外。一路是陈矩派来的，一路是黄孟宇派来的。其中陈矩因为得知消息更早，所以他派来的人也早一步到，而黄孟宇得知消息虽迟，派来的人也略迟一点，但却给了他更多的消息。
譬如他亲自从内东厂赶去了慈庆宫搬救兵，同时也按照万历六年高务实离京时的交待，启用了另一条从来没有启用过的暗棋。
万历四年，朱翊钧举行大婚的前一年，高务实靠着知道历史的优势，提前一年悄悄拉拢了锦衣卫指挥使王伟，并且通过其他途径多次赠送各种金银首饰、珠宝华衣给其女王喜姐。
同时又利用内廷的两大盟友，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确保选后事宜不会跑偏。
当时礼部负责初步遴选，而礼部尚书是高拱的盟友马自强，在高务实的影响下，王喜姐不仅顺利入选，而且在名册、记录等各项事务上都得到礼部的照顾。
再加上仁圣皇太后的支持，以及李太后本人在见过王喜姐之后也表示同意，于是两宫皇太后传懿旨给礼部，选定了王喜姐为皇后。
大明的皇后地位虽然崇高，但就平时而言，跟高务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也不具备任何影响政局的能力，但是高务实却知道，这位皇后在历史上和万历的感情其实相当不错，只是由于一直未能诞下龙子，最后才让郑贵妃冒头。
但即便如此，王皇后的皇后地位也始终未曾动摇，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争国本”事件中，朱翊钧就曾经表示之所以不立皇长子为太子，就是因为王喜姐正当盛年，还有机会诞下嫡子——言下之意，那才是朱翊钧心目中的太子人选。
万历二十八年时，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上书诬告皇帝冷落王喜姐，还胡说王喜姐身边只剩几人服侍，且身患重病。朱翊钧览疏，暴怒不已，直接将王德完打下诏狱。时任首辅沈一贯即上疏称此流言一月前京中已有，于是皇帝立刻下诏为自己辩白，而且言语甚激。
这个“言语甚激”很关键，证明了朱翊钧对任何敢于怀疑他和皇后关系不睦的话都极其敏感。
换句话说，他不容自己与皇后的良好感情被任何人质疑。否则的话，当时正在“国本之争”当中，朱翊钧早已经在和朝臣冷战了，要是不关心，他根本不会理会，哪里还会下诏辩解，甚至“言语甚激”？
另外，无论是根据皇帝自己所下诏书，还是《明实录》(这是翰林院编的，不是清编明史)的记载，万历四十八年王皇后病逝之前，一直都是与朱翊钧“同食息起居”的，也就是说，吃住都在一起——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王皇后病逝后，朱翊钧连下圣旨，称“朕追思勤敏贤淑，恸悼无已”、“朕心伤悼深切”，而后仅仅过去三个月，身体本来还算康健的朱翊钧就骤然驾崩了。
若非真的伤痛极深，何至于此？
因此高务实断定，王皇后对朱翊钧绝对是有重大影响力的，完全是一支绩优股，值得大力投资。
而且投资王皇后，在万历前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王皇后极重孝道，事两宫太后极孝，两宫皇太后几乎将她视为己出，异常关爱，乃至于在她生病期间不准朱翊钧临幸她。
王喜姐今年其实才十六岁，平时常居坤宁宫中，除了每日给两宫请安，几乎从不在宫中走动，只是规规矩矩地管理后宫，称得上是完美符合朱元璋定下的后宫制度，正是完美皇后的典范。
不过，今天她必须稍稍破例了，因为就在刚才，有內侍悄悄报告她，说皇上被慈圣太后惩罚，在慈宁宫正殿外长跪不起，高观政请皇后为天下计，立刻前往劝说太后。
于公于私，王皇后得知消息之后都不敢怠慢，立刻起驾前往慈宁宫。
当她赶到慈宁宫时，慈宁宫中的太监宫女已经比之前少了许多——这是郭朴赶到之后劝说李太后撤走的，并且下了封口令。
王皇后此时却顾不得许多，匆匆赶到殿外，果然瞧见皇帝和两位公主在大殿外直挺挺地跪着。
皇帝已经跪得脸色发白，而两位公主情况更是不堪，不仅面色痛苦，而且摇摇欲倒。
王皇后没有进去向李太后求情，而是面色沉重地走到皇帝身边，在皇帝身边稍稍靠后的位置，也和皇帝一样跪下受罚，但却一言不发。
陈太后此时也正好赶到，见皇帝、皇后和两位公主一齐跪在殿前，上前轻声问道：“皇后为何也跪着？”
王皇后俯身叩首，答道：“回仁圣太后，夫若有罪，妻岂无过？”
陈太后身子一震，悚然动容，盯着面色坚决的王皇后一会儿，眼中已尽是慈祥之色，缓缓点头，沉声道：“好孩子，哀家知道你的心意了。”
说罢，陈太后便肃然转身，朝慈宁宫大殿走去。
朱翊钧偏过头，看了皇后一眼，满脸内疚地道：“喜儿，朕……累你受罚了。”
王皇后微微摇头，柔声道：“臣妾说的是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