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首辅和次辅联名上疏，皇帝很少有直接否决的。但是具体到请求增补阁臣一事，则有所不同。
朱翊钧毫无意外的直接朱批否决了，理由是：“卿等三辅臣理政清明，忠贞职守，事无巨细，处理明白，内阁运转如常，无须增补，所请不允。”同时，还颁赐内阁三辅臣“银币锦缎各有差”。
不用怀疑，不是皇帝对内阁有意见，正是没有意见才会这样批复和处理。因为通常来讲，增补阁臣，意味着皇帝觉得内阁现在的办事能力有欠缺，需要补充人手，如果内阁一请求增补，皇帝立刻就同意了，那对于内阁而言，未免有些丢脸——说明你们干得不行啊。
所以正常来说，皇帝肯定是先要“所请不允”的，这是正常操作。至于赏赐，其实皇帝经常会赏赐阁臣以及其他大臣，但这次的赏赐稍有不同，代表的是皇帝对内阁工作的肯定——我不仅认可内阁现在的工作，而且觉得内阁干得相当漂亮，所以额外再赏赐一波作为奖励。
接下来，郭朴就需要单独上疏了，疏文中的意思非常恳切，说自己日渐年迈，虽然张四维、申时行二位都是国朝栋梁，将来肯定能挑得起大任，但阁臣选用事关重大，尤其需要经过锻炼，就好比中了进士还要考选庶吉士一般，是有讲究的。所以呢，请求皇上为将来计，允许增补两位阁臣，入阁参与机务，早日打下辅政理政的基础，日后万一老臣不在了，他们也能毫无滞碍的接过重任，不使朝廷政务有所延误，是以增补两名阁臣很有必要。
这道奏疏就不光是摆道理，而且是述衷肠了，皇帝不得不考虑。所以在下旨安抚郭朴这最后一名顾命老臣的同时，皇帝也虚心请教有哪些大臣可以考虑增补进内阁。
郭朴由是再次上疏，推荐了四名人选，这四人分别是余有丁、潘晟、王锡爵、许国。
郭朴的这次推荐很有意思，他说增补阁臣两人，却推荐四位候选人，而且并不是以资历排序推荐的。
排在他推荐条陈第一位的是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余有丁年少时有勤学苦读之名。嘉靖四十年举顺天乡试，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执草诏敕。隆庆初年，充实录篡修官，迁太子洗马兼修撰，是第二批太子日讲官之一(第一批在本书第一卷有写)，继晋左谕德兼侍读。以疾请归，不准，改官南京。得便常回家乡，购山于东钱湖畔，构筑亭榭欲终仕途。
到了万历元年，以新君日讲官资历，改右庶子领南京翰林院。万历二年，任国子监祭酒，颇有建树。时太学生多喜欢结伴闲游，怠惰于学。余有丁任国子监祭酒后，觉得国子监学风不振，便严加禁止此类活动，并下令诸生相互监督检举，如果有违规不报者，则一同连坐受惩，学风为之好转。
万历六年，进吏部左侍郎。此时吏部尚书是由郭朴兼任，所以余有丁这个左侍郎算是郭朴的亲信。但由于余有丁本身是浙江宁波人，他也被很多人看做心学一脉。
排在郭朴推荐第二位的是礼部尚书潘晟。这位潘部堂的资历就厉害了，他是嘉靖二十年的一甲第三名，也是探花郎出身，被授予翰林编修，协助修编《大明会典》。
嘉靖三十三年，以秩满升侍读。嘉靖三十四年，与严讷共主应天府乡试。嘉靖三十五年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嘉靖帝晚年专事静摄，不理朝政，往往醮祀宫中，词臣们多以撰写“青词”希图仕进，而潘晟不屑于此，“坚执不为”遂致仕归。后来曾短暂起复，做过两年礼部尚书，因事请辞，万历六年高拱去世之后，潘晟被郭朴再次起复，仍然出任礼部尚书一职。
再往后则是王锡爵，王锡爵老兄也是学霸级的人物，从小各级考试就拿过多次的案首，嘉靖三十七年参加南京应天乡试，在学风极盛的南京拿到乡试第四名。
嘉靖四十一年他参加会试，拿到会试第一，也就是会员，不过殿试之时“只拿到”第二，于是成为当科榜眼——那一年的状元正是申时行。
王锡爵出身太原王氏(那时候太原王氏已经南迁)，门第很高，加上他又是学霸，所以脾气也是比较大的，曾经得罪过高拱，不过好在不算什么大事，高拱只是打算磨砺他一番，于是把他从詹事府右谕德调到南京翰林院掌院事。
后来隆庆驾崩，万历登基，王锡爵被调回京师，出任编纂《穆宗实录》副总裁，万历二年实录编成，王锡爵升侍讲学士，旋升国子监祭酒。到了万历六年，王锡爵又升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但问题在于，这一年他父亲病死了，王锡爵回乡丁忧，现在还没回来。
至于许国，这位其实出场过，他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高拱是他的座师，也是恩相。他这几年也是走得很顺，没有外放地方，一直就在詹事府、翰林院打转，直到万历四年才调任礼部右侍郎。万历六年高拱去世，郭朴继任首辅后不久，因礼部左侍郎出缺，他便顺利升为礼部左侍郎。
许国是朱翊钧的第一批太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