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迎，这是个官场上历久弥新的传统，它不是任何规矩，但却在两千多年的“官史”之中默默地坚持流传，直到后世高务实穿越来大明之时也仍然大有市场。
所谓界迎，就是当地官员领着自己的下属前往自己辖区的边界去迎接。
至于迎接谁，这个不好说，一般来讲肯定是迎接上官。并且，界迎是迎接上官的最高规格。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迎接御驾，必然需要界迎。
高侍读的大驾当然远不如御驾尊贵，这中间差了何啻十万八千里？然而但对于梁县尊来说却未必，对他而言，高侍读的大驾没准真比御驾还更重要。
别说在大明朝当地方官基本没有见着御驾的可能，就算退一万步讲，真能接待御驾，可皇帝陛下也不会留意他区区一个小县令，不可能天降鸿运给他梁县尊，让他平步青云，升官右迁。
而高侍读的大驾就不同了，梁县尊觉得，如果能让高侍读满意，将来他回京之后，只要随意在高阁老面前夸自己几句，那自己的考评可不就一定是个“优”？
要知道，高阁老可是兼着吏部尚书的，这天下铨务，尽在他手！对于一个区区七品县令来说，他让你升，你就必然会升；他让你降，你就一定会降啊……这谁敢得罪？反正梁县令不敢。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中，很早便有所谓三省六部，其中“三省”废置不一，但六部却一直稳定地保持至今，而六部之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吏部。
按照大明此时的规矩，京官见到自己的上级是不用下跪请安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内阁大学士或者吏部尚书，则必须下跪请安。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何见到其他尚书不用下跪，而遇到吏部尚书就得下跪了呢？吏部尚书凭什么就能特殊得跟“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大学士一样了呢？
无他，权力也。
因为吏部，它决定着大多数官员的前途。
本书前文有述，自从内阁制度形成以后，内阁开始逐步侵蚀原来属于六部的权力(无风注：这里是指朱元璋废相之后、经过加强的六部权力)，到了嘉靖朝，尤其是严嵩掌权以后至今，首辅的权威更是如日中天，除了没有“开府”，几乎与丞相无二。当然李春芳可能算是个例外……
这种侵蚀有多严重呢？比如说兵部，如果没有内阁的同意，堂堂兵部尚书甚至都无法调兵——倘若一位边军将领接到兵部调兵令，他不会立刻执行，而是首先会问：可有内阁行文？
如果没有，那可真真抱歉，“恕本将不敢奉调。”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除了吏部以外，其余的五部尚书在权力上都已经大大缩小。有明一朝，有的吏部尚书甚至不愿意入阁。因为自己入阁，如果排名靠后，那可能就是明升暗降，实际权力还不如吏部尚书。
京官们每天面对各种大佬，对高级官员并不稀罕，但如果说是吏部尚书，京官们则称其为天官老爷。这是其他尚书远远达不到的，哪怕从名义上说，礼部才是第一，但从实际权力说，礼部连户部都不如。
礼部尚书唯一的优势在于入阁相对比较容易，很多阁老在入阁之前，都会先挂名一下礼部尚书，然后举行廷推，顺势入阁——比如高拱当年也是这样。
吏部何以如此权势熏天？因为它最主要的职能就是考核审定和任免各级官员。
按照朝廷的规矩，四品以下的官员任免，由吏部自行决定。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需要内阁与吏部商议——注意，是与吏部商议，吏部仍然有很大的发言权。
一般来说，四品以上的官员属于中高级官员。按照大明的官制，地方主官只有兵备道和位置重要的知府属于四品官。也就是说，那些知县、知州等官员，在吏部那里仅仅是一个数字。如果有官员得罪了吏部尚书，吏部可以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进行合理报复。
譬如，把一个官员今年先调往云南，第二年立刻再调往辽东——怎样，爽不爽？你这一年的任期，有半年时间全耽搁在路上了！爷整不死你？还敢不听话么？不听话明年你继续给爷回云南。
而高拱之所以连续几次请辞吏部尚书，原因也正是这权力实在太大：他本就是次辅，李春芳又不怎么敢管事，内阁实际上是他在当家，他还身兼吏部尚书，一旦要决定官员升降，哪怕是四品以上，也相当于他自己与自己商量——之前海瑞堂堂应天巡抚，还不是高拱说调职就给他调职了？
这还得了！这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可不就是“窃人君威福以自专”？这个罪名要是坐实的话，那可就是乱臣贼子了啊！
所以高拱在这半年时间里，已经连续三次请辞吏部尚书之职，奈何皇帝执意不肯，那就没办法了。此时的高拱自己都不会知道，历史上他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正式上疏请辞吏部尚书足足八次之多，而皇帝根本不为所动。
隆庆对高拱的信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高务实在京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