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方才提到徽州“人丁丝绢”案是一个典型，其实是想顺着帅嘉谟的思路把这件事与一条鞭法联系上，虽然帅嘉谟这么做目的只是为歙县减轻负担而利用朝廷大势，但高务实却也想着以此为契机，将这一件“小事”作为突破口，把一条鞭法略作改良推行下去。
但是这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究竟是只谈一条鞭法，还是顺带谈一谈大明的税制痼疾？
要不要现在就跟高拱谈这个问题呢？高务实心里有些迟疑。
他不像很多穿越小说一般受某些所谓历史正剧影响严重，一提到张居正就说大改革家，一提到一条鞭法就说为大明续命数十年。他是一个真正从过政的文科生，他有实际的主政一地经验，哪怕这“一地”小得可笑，却也不妨碍他管中窥豹，知道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必然性。
然而，这个话题太大太大，即便只以高务实的水平，也能说上三天三夜不带歇气的，就看要谈到什么深度。
后世人提起一条鞭法，只会想到张居正，似乎这法子就是张居正的原创，其实不然。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初年就开始试行，到眼下其实已经搞了几十年，只是推广力度不算很强，前面二三十年都相当于是在“搞试点”，最近才开始真正推广，而推广一条鞭法，在中枢层面上来说，把握大局的正是高拱。
高务实知道，后世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目光主要放在张居正身上，即便有部分学者也发现高拱的许多成就根本不输张居正，甚至张居正很多改革根本就是顺着高拱开的路在走。但他们对高拱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用人、兵制等方面，毕竟经由高拱提拔的大批官员后来都成了明朝历史上的名臣乃至名相；而在边防治理上，高拱又有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俺答封贡”珠玉在前，于是其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就似乎显得不那么耀眼了。
尤其是高拱与一条鞭法推行之间的关系，几乎根本没有怎么被人提及。
可是，一条鞭法是贯穿于嘉隆万三朝的一项重大赋役改革，作为实学大家、改革先锋的高拱怎么可能在其中毫无作为？要知道，高拱可是这一时期鼓吹“为国理财”、“以义为利”并且真真正正大力提高商人地位的头号人物！
高务实当年就已经从一些确凿史料中推断出高拱在推行一条鞭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譬如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丈田均粮。
《朝邑县志》记载：隆庆四年，西安府朝邑县县丞陈谋“奉文均田”。而万历《和州志》中则有“奉例文丈田均粮”。可见奉文均田至少从隆庆四年就已经开始了。
隆庆四年是谁在主政？当然是高拱，要不然难道去指望李春芳？这样事情就很清楚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清丈田亩，明显是在延续高拱的政策。
清丈田亩是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前提条件，所以清丈之后就要开始做事了。那么高拱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急吼吼地全面铺开，而是既抓住重点、又小心翼翼地先在重赋重役地区开始推行。
如《野纪蒙搜》中就记载：“隆庆二年，行一条鞭法。初，抚臣庞尚鹏、刘光济以此行之江西。”其中还明确提到了：“其后阁臣高新郑、张江陵会户部议通行之，海内至今遵守。应天巡抚朱大器、海瑞之后亦行条鞭之法。”可见此时此事高拱、张居正乃是决策者，而朱大器、海瑞则是执行一条鞭法的得力人物。
对于海瑞当然不用多介绍了，但对于朱大器却要多说一句：他是高拱一手提拔起来的。
高务实知道自己的身份，尤其知道自己这个年纪，还不适合冲锋在前，所以一贯是按照“引导高拱思路”来行事的。如此一来，就要求他必须在高拱本人已经有类似意向的时候助推一把，而不能是在高拱毫无考虑的方面瞎起哄。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高拱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他已经开始在江南这个富庶而重赋重役之地开始动手，那自己当然要帮他一把。毕竟，一条鞭法并没有达到高务实心目中的理想标准，但如果一条鞭法都推行不了，高务实心中的理想标准就更别提了。
于是他想了一会儿，才苦笑着问道：“三伯，我想先问一下，近些年来，太仓银每年要亏空多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高拱有些诧异，但还是回答道：“嘉靖三十年时，太仓银入库两百万两，支出六百万两，亏空四百万，其后一些年头亏空略有减少，也在二三百万两之间；隆庆元年时，收入二百零一万两，支出五百九十六万两，亏空三百九十五万两；隆庆二年收入二百万两，支出四百四十万两，亏空二百四十万两；隆庆三年收入二百二十万两，支出三百七十万两，亏空一百五十万两。”[无风注：以上数字为史实。]
他说到此处，傲然道：“再给我三五年时间，我若不能让亏空变盈余，愿一死以谢陛下。”
高务实心中感慨，什么叫“慨然以天下任”，什么叫救时良相？这便是了。虽然高拱一度被逼离职，但隆庆朝的经济政策还是一直按照高拱离开前定下的基调在走，所以亏空逐年减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