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为什么坚持太子侍读这一职务的新设必须经过内阁，而隆庆又为什么坚持不走内阁而直接特旨设立？这其中的道理小太子朱翊钧肯定看不明白，甚至李贵妃也未见得完全了然，可是高务实却自忖能看出一二关键。
申时行之坚持，与隆庆之坚持所以相反，在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两人都猜得出一旦此事报给内阁，则作为内阁次辅的高拱必然反对，并且可能代高务实上疏推辞。
倒不是说高拱不想看到自家侄儿有出息，才几岁年纪，正经科考都没有经过便做了官，且是最为清贵的翰林官。而是大明的风气便是如此，高拱作为高务实的长辈亲属、嫡亲三伯，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要上疏谦辞，而高务实随后也就只能力辞不就。
要知道，这年头就算阁臣莫名其妙地被言官参劾一本，也必须上表请辞，并且在上表之时就开始“自我停职”，在家等着皇帝的下文。虽然一般来说，皇帝十有八9是下旨挽留，有时候甚至要同时下旨大骂那个言官一顿，更有甚者会把言官直接贬斥、罢官甚至流放、庭杖等，但阁臣的这个姿态仍然要做出来，这虽然不能说是制度，但却是谁都不会违背的潜规则。
大明的文官，对于名声就是有这么执着，甚至形成了全天下文官都默认的规矩。
因此，当申时行发现无法力劝皇帝打消此想时，便想到了这个“曲线救国”一般的法子，然而隆庆帝毕竟不是少年君王，他也看得出申时行的想法，所以直接否决了这个办法，反而另辟蹊径，特旨新设。
高务实认为，这应该是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也不能忽视，那就是隆庆对于高拱个人或许是完全信任的，但对于内阁制度本身，未必没有警惕之心。
这种警惕，但凡一个成熟的帝王就必然会有，而警惕的来源，则是阁臣是不是真的成了宰相。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自胡惟庸案之后便再不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以历代丞相多擅权为由，于洪武十三年罢废中书省，“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并诏令天下：“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可是，宰辅可以不设，宰辅所做的事情却还得有人去做，朱元璋自己是个工作狂，他能把宰相的事情自己包办，后来的皇帝却不可能个个都做到这样。于是至永乐初，成祖朱棣简任解缙、黄淮等七人入值文渊阁，以备顾问、参预机务，明代的内阁制度由此初见雏形。
仁宣以后，内阁在发展道路上不断显现出它与宰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人们对内阁大学士的“宰相”称呼，或是阁臣的宰相意识之上，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权力作为大明政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在内阁身上隐约可见的种种借尸还魂的表现。
其实在高务实看来，一般而言，所谓宰相，应该有两个必须：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前者包括进宫与皇帝共议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后者是指形成决策之后，由宰相来监督百官执行，以及执行后的考课、黜陟、赏罚等。
除此之外，还应该实行宰相开府并配备掾属。在君主专制之下，没有办事机构收集、掌握材料，不但无法监督百官执行，而且在与皇帝议政时，也只能是说空话，不可能提出高明的政见。因此，议政权、监督百官执行权以及宰相开府是探讨明代内阁制度宰相化的三个基本前提。
尽管永乐时期内阁“非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但终永乐之世，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阁臣品秩不过五品。因此，永乐朝在中枢辅政体制上基本维持了洪武十三年以来“六卿分理”的格局。
仁宣时期，阁臣加官至三孤，秩从一品，官阶超过了六卿；仁宗又首先晋大学士杨荣为工部尚书。自此以后，凡入阁者均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
接下来到了英宗朝，“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票拟始于仁宗，但那时还未形成制度，遇重大政事仍命大臣面议。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不便与群臣面议，内阁票拟制度遂基本成型。“凡中外奏章，许(内阁)用小票墨书(拟出处理意见)，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供君主参考，或同意或否，用红笔批出，成为决策。所谓“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者，以其主票拟也”。
与此同时，皇帝对亲信阁臣不断予以加官晋爵，“天顺之世，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弘治年间，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在朝位班次上，孝宗定丘濬位居吏部尚书王恕之上。此时的内阁，在地位上已开始超越六部。
在高务实前世的历史上，自嘉靖至万历初，是内阁地位巩固与全面发展时期。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而且还出现了像张璁、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权倾于朝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