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万历初期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其中内容非常之多。
不过对于魏广德来说，他知道的也就是两个，一个是考成法，还有一个是一条鞭法。
看到张居正让人送来的章程就知道，首辅大人这是打算大刀阔斧干一把大的了。
对于张居正的动作，魏广德当然不会阻挠，甚至还很乐意助推一把。
毕竟，他并不清楚张居正具体的改革内容，但是以后世的眼光，都认为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大明恢复国力来说是卓有成效的。
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要反对？
继续看下去，“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
臣居正当先帝时，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尝亹亹言之，随该吏部题复，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抚按官，皆明立程限，责令完报，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
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及查见行事例，在六科，则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缴本；在部院，则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销......
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
魏广德把张居正所拟奏疏反复看了两遍，看到奏疏抬头留白，心头瘙痒之下，提笔在其上书写了奏疏名——《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要说这考成法，其实也算简单，但是对应这个时代来说，还是颇显得有些麻烦。
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另一本在内阁，以备内阁随时检查。
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一般分成几栏，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签名及留下时间，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
领导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
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
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
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随时可以追查问责，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
张居正死后，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
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
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
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定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考课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
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