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虽然初几头就要开衙，可是官员们的心思并没有收回，依旧沉浸在过节的氛围中。
这样清闲的气氛，会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多，也就是元宵节之后十天，因为在正旦节放假三天，而在元宵却是放假七到十天。
具体是放几天，是有钦天监来定的，或许是通过某种阴阳术来确定，最后报皇帝批准。
正旦到元宵，相差不过十来日，官员们自然也不会收心，认真处理国事。
当然，像兵部这样要紧的衙门会例外，毕竟涉及兵事都不是小事儿。
而且，各衙门也会在这段时间安排好人事值日，其他人则只是去衙门点个卯，然后就自由活动。
不过这只是大部分衙门是这样，除了兵部外，吏部和都察院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还要忙着京察。
明代京察制度建立之前，对京官的考核主要采用考满的形式。
但考满制度偏重于官员在该职位所做出的成绩，并且考满三年一考，对官员三考也就是九年时间才进行黜陟。
由于考满周期过长，对贪婪不律的官员，不能及时进行罢黜，中间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来保证官僚队伍的纯净，京察制度便逐渐建立起来。
京察是对全体京官德行和能力进行的考察，旌别贤否，惩黜不法官吏，整顿官场风气。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明代首创的京察制度亦是如此。
洪武六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对京官三十个月进行一次考核，每考可升一等，这就是京官考满制度的雏形。
洪武九年十二月，规定每岁一考，九年为满。
洪武十四年十月，又对京官的考核方式，及考核周期进行了规定，五品以下京官由其所在衙门堂官对其填写考语。
考核结果或是称职之语，或是平常之语，或是为不称职之语，三年为一周期，九年通考黜陟。
四品以上官员的任满黜陟，由皇帝直接决定。
明初定制，“京官考察，即行黜陟于考满之时”，洪武时期以考满形式对京官进行考核，此时尚未有十年或六年京察之说。
在经历过一段对京官无定期考察之后，至天顺八年才又下旨规定，对京官十年一察。
据《大明会典》记载：“天顺八年奏准：每十年一次举行，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官考察。”
考满制度规定京官九年通考黜陟，而京察十年一行，京察时不少京官或已改任它职，因此京官十年一考察具有不完善性。
于是在弘治九年二月，吏部郎中黄宝率先提出京官六年或九年进行一次考察。
对此，弘治皇帝并未引起重视，自然也没有因此就下旨。
弘治十四年七月，吏部复议南京吏部尚书林瀚等人，重提京察周期过长，地方官员三年入京一次进行朝觐考察。
内外武职官员也要五年接受一次考选，只有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的考察十年才进行一次，间隔时间太久。
明孝宗对此也表示认同，但但依旧没有下旨改变京察制度。
一直到弘治十七年五月，吏科给事中许天赐以灾变上奏，再次请求京官六年一次考察。
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用灾变请求调整国策，其实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也成为改变国策的一个机会。
或迫于朝中大臣的反复提议，弘治十七年六月，明孝宗终于下旨：“令两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官从公考察，今后每六年一次，着为令。”
自此，六年一察制度才完全建立起来，但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有时并未严格遵守六年一察。
或因新皇帝继位、或因发生天灾异变、或因当权者排除异己的需要，都会临时举行京察，这样的考察也被称为闰察。
闰察起于正德、嘉靖时期，成为权臣倾陷忠厚之人的深坑。
京察的举行由朝野各衙门协作进行，“部、院主持于上，吏科、河南道、考功司协赞于下”，吏部和都察院堂官从事京察的主持工作。
考功司是吏部直接负责京察的部门，主要负责京察的具体工作，科道主要负责京察前一系列准备工作，及京察后的拾遗工作，对官员的考察结果最终“以听上裁”，由皇帝决定被察官员的去留。
南京官员的考察“俱该南京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径自具题”，南京京官的考察不由北京部、院职掌，全权由南京部、院负责。
京察由吏部尚书主掌，吏部侍郎的职责为“主赞太宰”，协助吏部尚书工作，其职能贯穿京察的准备、进行和收尾的各个环节。
很不幸，今年发起的京察，或者成为闰察的主掌，就是刚刚回朝的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
在杨博致仕后，隆庆皇帝并未让内阁推举新的吏部尚书，而是直接在旨意中让高拱掌部。
这也是高拱在回朝后并没有急于对一些人进行报复的原因，他有的是机会可以慢慢炮制一些人。
京察的准备阶段，始于科道官的察前建言，随后吏部堂官覆议科道官所陈言内容，并奏请开展京察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