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政令，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大了。 就譬如说折骨缠的事情吧，这个事情确实是被管下来了，因为连朝廷都十分配合，去姑苏、广陵那边清查了折骨缠的女子，并且都给了编号，一一登记入册，此后若再发现折骨缠的男女伎，立刻要查问主家，严格治罪。对唱家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不管你信不信买活军的话，本朝现在也开始禁止折骨缠了，那没得好说，只能依令行事，对东家倒也有个交代。 为了遏制这两地公然的逃亡浪潮，他们现如今对伎女们倒也仁慈得多了，不再那样随意打骂摧残，还有些心善的老鸨、龟公，时常把那些生病的小伎子送到买活军那里去，倒也不把她们转卖给窑子、瓦舍了，少赚了一点钱，不论结果如何，良心上似乎也有个安慰。 又有那些折骨缠已成的伎女，如今很多都被富户重金礼聘回家，过好日子去了——她们怕是近年来最后一批折骨缠的女娘了，物以稀为贵，身价一下陡增，有些女娘因此一下便洋洋得意起来，倒是真不想去买活军那里，在那里有什么好？做手术总有死掉的危险，还要靠双手做活赚饭吃，吃了这么多的苦，缠出的一双小脚，一辈子的吃食便合该从这双脚上来。 这些事，和百姓们是没有太多关系的，他们最多也就是在遇见那些逃亡妇女时，庇护一二，或者是指路，或者是随意为她们遮掩行踪——老王头便在码头附近见到过不少逃跑的妇女，他也多为她们指路去买活军的船上。 是因为惧怕《庇护妇女令》中，对阻碍妇女逃跑者的威胁吗？倒也不是，更多的来说，这令书似乎是给他自己提供了一个依据，让他的善举，在得失上能够说得过去——若是以往，帮个这样的逃妇，不可能给老王头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有许多风险，他是有家有口的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些。 若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善心，搞得一家子不得安宁甚至家破人亡，他于心何安？因此，他只能选择稳重行事，最多是不去告发、寻觅，要说帮人一把，这是不能做的。 但是，《庇护妇女令》发出来之后，老王头的行事就有说法了，他必须帮，因为这是报纸上的要求，如果不帮，也会留下后患，这样，两种选择的后患都是相等的，那么他就可以忽略风险的不同，没有负担地选择小帮一把了。这时候，他是很倾向于相信买活军在政令中说的话——他们有能力追究这些不帮助逃跑妇女的人的责任。 《冤屈备案令》，在民间激起的反应，也和老王头的逻辑非常相似——愿意相信的人，不管嘴上再怎么说‘恐怕没那么好’，但他们还是会相信的，不管怎么说，把心里过不去的事情，备上案了，自己心中的负担似乎也能减轻，那股子闷气似乎也可以稍微缓和一些了。所以，现在许多人家离开本地去买活军那里时，表面上对谁都说是去讨生活的，实际上，有没有把自己承受的不公去备案的心思——谁说的清楚呢？ 希望，这是这封文书在民间普遍得到的回响，它让许多已经认命了的，行尸走肉一般的百姓，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东西让他们宁可抛下了现在还能苟且的安稳，斩断了安土重迁的顾虑，他们不再去考虑落叶归根的事情了，不再去计较自己是否能适应南方的天候，这封政令让他们变卖家产，悄然离开了家乡，只因为心中那渺茫的信念——买活军说话，一向倒是很算话的，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不妨也就信他们一次好了！ 在济州府这样的地方，百姓的流动是管不住的，陆陆续续，老王头知道，许多百姓都迁往南方去了，有些说是去赚钱的，有些则多少参杂了诉冤的目的，有些人大张旗鼓，到处搜寻冤屈，有些人行事则更加谨慎，毕竟，济州府消息灵通，士绅大户多是谈论过买活军的《诉冤令》，对于南下迁移的人家，他们心底是带了提防的。 老彭一家子，平日里早出晚归、勤勤恳恳，小日子过得倒也兴头，轻易不和别人红脸，到处的笑口常开，看起来，他们家打发大儿子南下，似乎真的只是为了找个好地方卖豆腐脑挣钱，没有别的心思，对外保持低调，只是因为一贯的谨小慎微而已。 但，老王头是济州府的老人了，从前也是老彭的街坊，他是知道的——老彭他父亲、兄弟，原本都住在王家附近，里外也有个两三进的院子，他祖父是个举人，生意可不止卖豆腐脑那，乡下也有个几百亩的地，不大不小算是殷实人家。如何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其实说穿了倒也简单——无非是一个孔字！ 在济州府，想要绕开孔家，这是很难的，历代的济州知府，对孔家无不是客客气气，只怕得罪了衍圣公一脉，坏了自己在士林中的民声。数千年下来，便成全了孔家一脉在山阳济州这里的横行霸道，济州城内，和孔家攀不上亲的异姓人，很少有富得过三代的。 老彭一家的地，千不该万不该还在曲府附近，这不是，祖父一死，没几年立刻被寻隙论罪，老彭父亲、兄长下狱，几天内便死了，院舍也都卖了，最后，老彭沦落到原本奶娘家里去，娶了奶娘之女为妻，豆腐脑一卖就是十多年，他自己似乎都忘记了这段往事，恐怕连孔家人都不太记得了，这样的是在济州府附近司空见惯，年年都有几桩，要记也实在是记不过来。 “备上了。” 老王头既然寻来了，老彭便也不瞒着他，两人在院子里驴棚边上坐了，一人手里拿了一碗豆浆，边喝边说，“就和报纸上写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