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买地水泥房的差距了。
除了不能懈怠的拉练之外，更士的工作并不算繁重，主要起到一个到处顶班的作用，平时没事，在小城内外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麻烦、纠纷，扫盲班老师下乡或者告病、出差、休假的时候，顶班上个课，吏目要下乡去村寨，跟着保护一二……
哪里缺人就跟着顶上，什么都不要求完全精通，但是得会，陶珠儿已经抄了三大本笔记，遇到大多数常规事务可以照本宣科：进城做买卖的夷人，如果来衙门询问种田的疑难，就让他描述情况，种玉米的对产量下降的疑问该从哪里开始解释，种烟草的来问烟草常见病该怎么处置。夷人的巫医学徒来问接生事宜，该怎么教他们使用产钳……
如果一切正常，这些都有专职人员来解决的，但楚雄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备岗，大夫去了东山夷寨，西山夷寨的疑问就只有别的吏目顶上了，整个衙门都被培养成多面手。反正，如果有夷人登门，不得推诿，只要是合理诉求，都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啊，这些会来衙门求助的夷寨，对衙门至少都还是信任的，如果衙门不把他们的心给抓住，夷寨有问题只去找祭司的话，衙门的存在感岂不就更弱了吗？
虽然暗中存着较劲的心思，但衙门和知识教，仍然是非常紧密地结合着，可以说衙门对知识教的依赖程度，比知识教对衙门的依赖程度要高多了：知识教在整个南洋，那是通杀一般的存在，祭司赤着一双脚就敢走过整个澜沧江流域去到处传教，在安南那些地方，可没有买活军的更士军队来给予背书保证，不也一样把教给传开了？
在彩云道的传教，衙门是否给予保护，影响根本不大，无非锦上添花而已。但衙门依靠知识教的地方，那就太多了，知识教开路，把汉语的口子给打开了，高产粮种传播了过去，对女军主的崇拜种下了根子，对粮种的依赖培养了出来，衙门才有插手夷寨运转的基础，吏目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前往夷寨，去做后续的工作。
到了夷寨，该怎么和当地人交流？那就要学着说夷人的土话了，这土话向谁学习？基本只有两个选择，土司府里养的通译，或者是知识教信徒。这不论怎么看都是选后者，前者和买地怎么可能是一条心？谁也不放心和他们学土话，那等于是把自己的唇舌交给敌人，是授人以柄般的愚蠢行为。
没了知识教，买活军衙门万无可能在彩云道这么快就打开局面，于楚雄这样，夷人为主，只有少量汉人的生地，在几年间也至少把衙门给扎根下来，找了一点存在感——这里八成要归功于知识教的拓荒。
甚至可以说，把楚雄改土归流，而没有爆发一次冲突，流一滴血，知识教是有首功的，敏军则为次功。楚雄这里，汉人逐渐增多，和昆明距离又近，昆明衙门多次打击楚雄、武定等地的土司家族，扶植亲善汉人的世系上位，甚至干脆如白杆兵一样，任命汉人来做土司，虽然往往只是担任一代，但这种终生任职的土官制度，使得当地夷人之间，派系林立，互有恩怨不能团结，无法形成对昆明的军事威胁。
买活军手持敏朝皇帝一纸敕令，令沐王府俯首称臣，彩云道汉衙门归于买地之后，楚雄土司也没有乘势闹事，反而被楚雄这里的买地长官‘杯酒释兵权’，仙画一看，仙酒一喝，再把眼镜带一带，听长官介绍一下‘体检’、‘长生’，这些平均寿命不超过五十岁的土司，转念一想，还不如搬到羊城港去做富家翁，带了家中近亲，把自己的寨子一卖，一走了之，这样楚雄这里就只有汉人衙门，土司府人去楼空，算是被买活军衙门把地盘给占住了。
这些土司，上路的时候，能把直系亲属带全，那都不错了，庞大的家族自然少不得有留下来的亲眷，这些亲眷也受到买地的栽培，府城这里，常年开设的扫盲班，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已经会说汉话的常住人口，还有一些知识教在夷寨中发现的读书苗子，都是有了汉话基础，过来学买地学问的，只要把扫盲班的毕业证书拿到，他们就可以参加吏目考试——和多年前临城县招考吏目意思差不多，门槛是很低的。只要肯学习、有天份、会来事，想吃上食堂饭并不困难。
楚雄这里，两年间也招收了二十来个通晓两族语言，机灵肯干的夷族吏目，这是一拨人，还有一拨就是如陶珠儿一般，两年间陆续被派来支援的外地吏目，再加上接收时就在军中，接收后就地转业，形成衙门班子的骨干派，三拨人加在一起，三百人不到，组成了楚雄府下属八个县城所有衙门班子。
按道理讲，三拨人本该各成派系，不说勾心斗角吧，彼此往来也要小心谨慎，不能交心。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出身、样貌、习俗都是截然不同，但吏目们彼此却很和睦，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抱团——把隔阂打通的，依然是知识教，陶珠儿本来还担心，自己对知识教的好感会成为仕途上进步的阻碍，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多虑，起码在楚雄，衙门能绕开知识教的时候根本不多，夷族吏目全都是知识教的虔诚信徒，这甚至成为了衙门招收本地吏目的一个标准：一个夷族，如果不信知识教，是哪里学来的知识，通过吏目考试的？如果是来源于土司府的栽培，那么，他必然是土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