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他们的叫卖里有一点懒懒的味道，反正我叫是叫了的，你要买，略微讲讲价也可以，要是还得寸进尺，那就难免把脸一沉，挑担就走，倔性子上来了， “我还不想做你这门生意！”
这股子倔性子，时而发作，时而又消失了去，让他们有些难以预料了：对于那些跨江而来的客户，南湖道的农民也是有点无可奈何的，“也都是苦哈哈的兄弟，江北的日子，不好过呀，他们活不下去了，千方百计渡江来找一条活路，还能怎么办呢？虽说是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但有时候看到江里那个小船，好像过不来了，要被漩涡卷进去了，那还不是要敲锣打鼓，赶紧回村去张罗一下，把他们救过来？”
在陶珠儿出身的客户人家，这种情况是决计不会出现的，明知道对面过来是想来种地，挤占有限的耕地，围屋必然会爆发极大的凝聚力，准备和对面拼个你死我活。南湖道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景，在她看来只能说明三点：
一、南湖道耕地不少；二、南湖道现在稻米产量高，而且农民逐渐有做工的机会，活有点干不过来了，农民觉得分出去一些也无妨；三、当地的地方官，工作做得很扎实，真正领会了上层一再强调的政策重点，把分家、迁徙工作当做一等大事来处理。
这三点若缺其一，南湖道沿江的局面，就远不会如此和缓了，村民把守江面，不许对面船只靠岸，甚至随时发生械斗，把对岸的百姓当盗匪捕杀，不许他们上岸抢食，这才合理些。陶珠儿心中暗道，“布置这些政策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一路行来，真觉得我们更士处理的那些问题，只是细枝末节，或者说是生活中必然泛起的残渣。而真正的大矛盾，必然是通过大政策来预先消弭的，如果没有预料的话，等问题变成普遍性的案件，那，其实我们更士也无能为力了，只能任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平时在工作中是有点儿自卑的，毕竟身边的更士中真有能人，在破案、扫荡上各有专才，陶珠儿只是擅长处理文书而已，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虽说从小离开老家之后，也成功在绍兴安家，又有了一般人看来已经很光明的前程，但依然时常自觉天真幼稚，不如同事见识透彻，对于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上手的信心。
但如今，走出了自小长大的繁华买地，来到新进之地，所见的广了，除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些浅薄的对比之外，民风的种种不同，倒令她自觉眼界开阔不少，见事也明白了许多，比起在绍兴翻看报纸，眼见为实，似乎真正具备了较大的视野，对于很多事背后的缘由，不像是以前那样模模糊糊了，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南湖道的问题，这还只是开始呢，远远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现在的南湖道，土地中有很多都是北湖道的州县，彼此之间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杜绝江北的流民，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这也不是单一现象，只是在南湖道最为明显罢了，江左一样有跨江流民的问题，只是交通发达，而且民风不同，江左流民更愿意往外分流——本地又没有什么耕地可以去争的，因此一忽儿就完全被消化掉了，绝不会停滞下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同船的外派吏目，也是这样说的。陶珠儿乘坐的是条件比较好的官船，所谓的条件比较好，是指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独立的隔板铺位，船内的空间门也比较宽敞：说起来，这也要归功于长达十年的‘大江治水工程’，从川蜀那边往下，感觉还不会很明显，但江左作为买地通往大江的第一个省份，已经开始享受好处了。
很多险滩被疏浚、炸毁，水面宽阔平直之后，现在的新船就可以造得比较大了，官船的乘客也少，一船五六个而已，这样，陶珠儿等人不必睡在科考间门一样的小格子里，白天把木板拆下几块，余下的当座位，晚上装上木板，斜签着睡在铺位上——竖着横着都是伸不直脚的，非得斜签着不可。现在他们是有一铺可以伸直脚的床了，甲板边还有镶嵌玻璃窗的篷子，设了桌椅，白日乘客可以坐在那里吃茶谈天，这条件，对海船来说依然艰苦，但在长途江船里算是非常好了。
由于买地这里，吏目、更士的调动迁徙很频繁，就出现了这种班船，专门给调动或者开会、出差的吏目乘坐，沿岸码头停靠，吏目们上船下船，通过上一班送的纸条来协调，比如说，陶珠儿定了四月十三日动身，乘十七日的班船去叙州，那么她三月十三日就要写信给松江码头，定了四月十七日的班船，班船要写明了她上下的码头，这样三月的班船就会带着她的信息往前去行驶，每到一站都留下印子，这样码头这里就会知道，到这里的班船都有多少位置有人，多少位置空着，可以安排什么人乘到什么区间门，如此一站站往前带信去安排。
否则，吏目们只能乘坐小型客船，不断转船，那肯定是要吃苦些的，由于他们的行程往往比较特别，不是商旅常规的行路，不可能每一次都恰好有车船直达目的地，中转往往是必不可少，这种安排，也就是能尽量减少周转次数，让吏目们在路上也稍微舒服一点，不过，这对于急差就不太管用了，出急差的，在码头这里如果没有恰好的空位，那就只能跟着民船走，多费功夫不说，人也劳累不堪